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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对话会即将召开 注重巧打快打精打(图)

17/09/11

  增信释疑,坦诚对话,共促亚太安全合作

  第14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于5月29日至31日在新加坡召开。近年来,这一由著名国际智库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的对话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对话平台之一。届时,主要来自亚太地区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及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将再次聚集一堂,共同讨论地区安全形势、热点问题及安全合作。

解析美军作战指挥链:注重巧打快打精打(图)

  军眼聚焦

  根据已经确定的议程,这次会议将重点讨论“美国与亚太安全面临的挑战”、“亚洲安全合作的新形式”、“防止冲突升级”、“加强亚太地区秩序:致力于更积极的冲突解决和合作”、“全球安全挑战与亚太:地区间建立合作”等议题。

  中国将再次派出高级别军事代表团与会,同行的还有中国智库、国际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将参加所有的全体会议和分组会,并将与多位国防部长、军队领导人举行双边对话。在与各国同行的对话交流中,中方将积极弘扬中国倡导的安全理念,宣示中国的安全、防务政策与军事战略,阐述中国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立场与主张,表达与地区各国加强安全对话合作的真诚愿望,努力为促进亚太安全与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然而,对话会要取得成功,有赖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在过去的对话中,对话会既有开展较为平等对话、促进安全合作的经历,也有因一些国家蓄意挑起争端而出现激烈争执甚至火药味十足的场面。在此次对话会开幕前夕,作为一名将与会的中国学者,十分关注会议能否为促进地区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对话会应为亚太各国增信释疑产生积极成果。坦率、客观表达安全关切,提出善意批评,在有分歧的问题上充分说理与澄清事实,发出积极可行的安全合作倡议,应得到欢迎和鼓励;相反,炒作分歧与摩擦,恶意攻击,散布夸大不实的消息,增加对立与对抗的做法,则应予以坚决反对和有力批驳。

  出席对话会的各大国代表团,应为开展平等对话交流做出表率。近两年来,大国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摩擦分歧有所上升;但各大国又都希望保持对话、缓和关系、维护合作局面。与会大国的代表团应充分认识肩负的重大责任,积极参与并相互开展务实、诚挚的对话,开展良性互动。

  各国与会者应对当前的亚太安全形势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不仅要正视近两年来有所上升的各种安全挑战,更要充分认识到地区国家在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上的重大共同利益,地区安全对话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和各国进一步寻求安全合作的巨大潜力。

  对话会应就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亚太安全理念展开深入讨论。当前,中国积极倡导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观,并决心将之付诸实践。如果各国能在安全理念上形成基本共识,将会有力促进地区安全对话合作。以此为基础,地区预防性外交与维和、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网络安全等新的安全合作形式才可能应运而生并不断得到发展。

  与会者应就如何在亚太地区建立与加强双边、多边安全信任措施,加强安全危机管理,防止冲突升级进行务实探讨,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在当前形势下,尤应把建立相关安全行为准则、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分歧与危机管控好了,既可以避免军事冲突,又可以降低国家间的威胁认知,减少地区及国家间出现军事竞争与军备竞赛的可能性。

  美军现役部队只有130余万人,全球驻军、全球机动、全球作战,面对不确定的对手、不确定的战场、不确定的战争样式,基本做到了“招之即来,来则能战”。美军高效行动的背后,有一整套结构合理、责权分明、不断升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层级精干 责权分明——

  “作战指挥链”如何构成

  在美军军语体系中,并没有“作战指挥体制”或“领导指挥体制”的术语,而是将相应或相似体制统称为“指挥链”。美军“指挥链”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行政指挥链”,也就是所谓的军政系统或领导管理体制,以“总统和国防部长-军种部长(军种参谋长)-军种部队”为基本主线,主要负责对机关和部队领导、管理、军种训练、军种联合基础训练和后勤保障;二是“作战指挥链”,也就是所谓的军令系统或作战指挥体制,以“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主席)-联合作战司令部-作战部队”为基本链条,主要负责对部队的作战指挥、控制、协调和联合训练。

  现代作战爆发突然,节奏快、强度大,作战指挥的效率直接影响着战争运行,指挥链层级越少,权力越集中效率越高。美军“作战指挥链”由最高指挥当局、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和军种组成部队三级构成,军种完全退出作战指挥链,联合作战司令部成为整个作战指挥链的枢纽和重心,大幅提升了指挥效率。

  首先,在最高层,由总统和国防部长构成的最高指挥当局负责制定战略决策。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就国家安全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参联会由参联会主席、副主席、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国民警卫局局长等组成,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主要军事咨询和参谋机构,也是维系军政和军令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纽带。参联会主席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拥有美国武装力量军官的最高军衔,但没有作战指挥权。

  第二,在中间层,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全权负责战役指挥。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由6大地区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3大职能司令部(战略司令部、运输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构成,是美军全军战备活动的重心,也是其集成军种核心能力、处理军种竞争的主要组织平台。战时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通过参联会主席领受总统和国防部长下达的命令,对战区内所有部队全权实施指挥,并直接向最高指挥当局负责。

  第三,在执行层,军种组成司令部负责战术实施。联合作战司令部下辖军种组成司令部,根据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下达的作战命令,执行作战计划,提供作战部队,遂行作战任务。

  作为美军“作战指挥链”的核心,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组织机构主要由司令部机关、下属联合作战司令部、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临时或常设联合特遣队几个部分组成。

  司令部机关主要由联合参谋部、直属单位及附属人员和设施组成。下属联合作战司令部,即联合作战司令部下辖的地区或职能司令部,例如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司令部,战略司令部下辖的网络司令部等。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例如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太平洋舰队、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等。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通常使用临时或常设性的联合特遣队遂行战役战术任务,由在行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军种部队指挥官担任联合特遣队指挥官,例如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第519联合特遣队和第510联合特遣队等。

  计划完备 权力集中——

  “作战指挥链”如何运行

  美国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定情况制定了众多详细的“应急计划”。一旦危机发生,美军会迅速对这些应急计划进行选择、修改和扩充,使其升级为“危机行动计划”。美国“国家指挥当局”一旦决定发动战争,危机行动计划经过修订后就会变成“作战命令”,成为战争方案。从运行机制上看,美军作战指挥链运行大致分为4个流程。

  一是拟定应急计划。“应急计划”是和平时期联合作战司令部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大致可分为3个层次:上层是联合作战司令部制定的整个展区的作战方案;中层是联合作战司令部和军种组成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下层是军种组成司令部下属部队的具体实施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应急计划以对特定冲突的预测为基础,其价值并不仅体现在计划的详细程度和预测的精准程度上,更体现在它能为部队演练提供蓝本。通过演习,一方面可以检验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为作战计划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可以让部队熟悉作战计划,提高军兵种部队相互协调和配合的能力。战争爆发时,部队上了战场就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战场上发生的,极有可能是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多次演练过的。

  二是制定危机行动计划。危机行动计划是在危机时期,联合作战司令部在时间紧迫和形势危机情况下制定,并提交给最高决策层作为决策依据的作战计划。危机行动计划虽然会根据现实因素做出调整和修改,但一般以应急计划为基础。例如,1989年12月,美出兵巴拿马,主要依据是“蓝勺行动”作战计划;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依据的是“1003东方大规模战区战争”作战计划。

  三是发布作战命令。总统根据国内外形势、危机发展状况等一系列现实因素,依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联会主席的建议,在危机行动计划的基础上,确定军事行动的总体目标、发起时间、以及“受援联合司令部”(指对作战计划制定负有主要责任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和“支援联合司令部”(指为执行某一特定作战计划承担支援任务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指挥控制关系等总体作战方案,最后以作战命令的形式由参联会主席向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传达。

  四是实施战役行动。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根据作战命令,确定具体的兵力部署和任务执行方案,并对下辖所有部队全权实施指挥。美军军政、军令分离体制剥夺了军种参谋长的作战指挥权,军种只有提供兵力的责任,军种参谋长不会与联合司令部司令争权。这就意味着战区内所有部队,无论来自哪个地区、哪个部门,一旦到达战区,原上级指挥机构就无权再对其实施指挥,仅承担对这些部队的行政管理和后勤补给等责任,因此战时受援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有效调动全军资源用于作战行动。

  依法构建 因势而变——

  “作战指挥链”如何升级

  美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构建,主要是通过3部法律的相继出台逐渐完善起来的,他们分别是1947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1958年出台的《国防部改组法》和1986年出台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前后经历了大约40年的时间,美军才在体制和机制上建立起了这种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同时,美军也针对现实威胁的变化,不断升级支撑联合作战指挥的指挥控制系统与联合作战战略战术。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建指挥控制系统C2。为应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威胁,解决预警时间短的问题,美军认为必须有非常广的通信网,把美国尤其是北美大陆的部队联系起来,然后又加了一个C,就是通信。后来美国发现光有通信不够,必须有情报,所以后来又加了一个I,就是最开始的C3I,之后美军又把侦察的R和监视的S加了进去,形成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网络,即C4ISR网络。C4ISR通常被译为指挥自动化系统,它由英语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7个词首字母缩写而来。C4ISR系统的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和实时化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区分概念。这种新颖的数字化网络化会议活动由于及时通报情况,掌握战争全局,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兵力兵器及时信息传递,快速定下决心和平行制定作战计划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每一场战争都不一样,过去的战争尤其是胜战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影响着人们对未来战争的想象和设计。在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方面,美军却能够放下胜利“包袱”,不断创新战略战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注重巧打、快打、精打。

  巧打的代表性理论是“打击重心”。美军认为一个武装集团犹如一部复杂的机器,对于保证这部机器平稳和可靠地运转,某些组成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这些重要组成部分若受损或被毁,就会使整部机器失灵。这些更重要的部件就是“作战重心”,既是敌方军队从中获得行动自由、战斗力量和战斗意志的源泉,也是己方军队倾全力打击的目标。

  快打的代表性理论是“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循环”。该理论认为作战行动有4个环节,即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把战争双方的活动看作是“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周期的不断循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是缩短己方的“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周期,永远比敌人快一步,从而剥夺敌人的反应能力。该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加快决策和行动节奏,使敌人应接不暇,由作战混乱演变为内部的分崩离析,直到心理瘫痪。

  精打的代表性理论是“网络中心战”。该理论强调通过战场各作战单元的网络化,将各种分散配置的侦察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火力打击系统和综合保障系统集合成一个统一高效的信息网络体系,使各分散配置的部队能够共同感知战场态势,从而把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进而发挥出最佳作战效能。

  对话会应就如何促进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进行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为“更积极的冲突解决”和安全合作创造重要条件。目前,中国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倡议,其他国家也提出了种种构建地区共同体的倡议。对话会应努力使这些倡议逐步转化成各国一致认同的共同愿景。只有地区内各国的利益日益融合在一起,主要大国间的关系日益朝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地区热点问题和国家间的一些尖锐利益冲突才可能最终得到解决。

  亚太的安全已与全球的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希望来自世界各地区的与会者能够充分交流,相互借鉴,共同为促进各种地区热点问题的控制与解决出谋划策,并为联手应对各种安全挑战集思广益。相信中方参会代表团将为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促进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做出最大的努力,也期待第14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在增信释疑,坦诚对话,共促亚太安全合作上取得积极成果。(张沱生)

  (作者付征南 赵小卓 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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